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。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，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，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。连忙披衣起来，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，都是东语系的学生，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，人人手持大木棒，威风凛凛，面如寒霜。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早有思想准备，因此我并不吃惊。俗话说：“英雄不吃眼前亏”。我决非英雄，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，我毫无抵抗之意，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。这叫做“革命行动”，我天天听到叫嚷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！”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。我只感到，这实在是一桩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。什么“革命”，什么“造反”，谁一听都明白；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。什么样的坏事，什么样的罪恶行为，都能在“革命”、“造反”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。
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，就被赶到厨房里去。我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我的老伴，也被赶到那里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。此时正是深夜风寒，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，“全家都在风声里”，人人浑身打战。
我当时既不敢顽强抵抗，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。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情的。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，冷眼旁观，倾耳细听。我很奇怪，杀鸡焉用牛刀？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，何必这样兴师动众！只派一个小伙子来，就绰绰有余了。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，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。过去师生，今朝敌我。我知道，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。他们的木棒中，他们的长矛中，就出法律。
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但耳朵是能听到的。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，声震屋瓦。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，透过几层墙壁，就能看到“小将们”正在挪动床桌，翻箱倒柜。遇到锁着的东西，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，不用钥匙，而用斧凿。管你书箱衣箱，管你木柜铁柜，喀嚓一声，铁断木飞。我多年来省吃俭用，积累了一些小古董，小摆设，都灌注着我的心血；来之不易，又多有纪念意义。在他们眼中，却视若草芥；手下无情，顷刻被毁。
楼上横扫完毕，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。原来他到我家来过，知道我的书都藏在楼下。他伸手向我要钥匙，我知道他是内行，敬谨从命。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殃的情况，我既看不见，也听不到。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，又得了天耳通。库里一切破坏情况，朗朗如在眼前。我的心在流血。
我听到门外忽然静了下来，两个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汉，一转瞬间消逝不见。楼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：英雄们得胜回朝了。汽车声音刺破夜空，越响越远。
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。桌子、椅子，只要能打翻的东西，都打翻了。那一些小摆设、小古董，只要能打碎的，都打碎了。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。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，一半被掳走，一半散落在地上。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，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，被什么人踏破，水流满了一床。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，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———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人生到此，天道宁论！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？我们都变成了木雕泥塑，我们变成了失去语言，失去情感的人，我们都变成了植物人！
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。天一明，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。我痴心妄想，要从“自己的组织”这里来捞一根稻草。走在路上，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“打倒季羡林！”历数我的“罪行”。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点影响，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，大张旗鼓。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，天空弥漫着“打倒季羡林”的声音。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，妖魅之国。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，都觉得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怕。从今天起，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。
到了井冈山总部，说明了情况。他们早已知道了。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现场拍摄；另一方面———多可怕呀！———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，必要时把我抛出来，甩掉这个包袱，免得受到连累，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。这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。走出大门，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———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———用锁锁死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好步行回家。从此便同我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“拜拜”了。
不管怎样，一夜之间，我身上发生了质变：由人民变成了“反革命分子”。没有任何手续，公社一声“打倒！”我就被打倒了。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：必须呆在家里！只许规规矩矩，不许乱说乱动！要随时听候传讯！但是，在最初几天，我等呀，等呀；然而没有人来。原因何在呢？十年浩劫过了以后，有人告诉我：当时公社视我如眼中钉，必欲拔之而后快。但是，他们也感到，“罪证”尚嫌不足。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，后取证的战略，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“可靠的”证据，证明打倒是正确的。结果他们“胜利”了。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，深文周纳，移花接木，加深了我的罪名。到了抄家的第三天或第四天，来了，来了，两个臂缠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闯进我家，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，以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，今天则是阶下囚了。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，晨晨昏昏，风风雨雨，呕心沥血，努力工作，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。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！
第一次审讯，还让我坐下。我有点不识抬举，态度非常“恶劣”。我憋了一肚子气，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，同审讯者硬顶。我心里还在想：俗话说，捉虎容易放虎难，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？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，极为激烈。结果审讯不出什么。如是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最初审讯我的人———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———有时候还微露窘相。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。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的材料多起来了，他们心中有“底”了。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，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。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。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、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。事实是，我原来住四间房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起来后，我看形势不对，赶忙退出两大间，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，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“出身”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。房子减了一多半，积存的信件太多，因此想烧掉一些，减轻空间的负担。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，心中并没有鬼。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，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。今天竟成了我的“罪证”。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，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。第二个“罪证”是一把菜刀，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。原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兴起以后，社会治安极坏，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，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，威胁主人。我婶母年老胆小，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，以免被坏人搜到。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，是准备杀红卫兵的，我把真相说明，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。第三个“罪证”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，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“留学生”送给我的。我对蒋介石的态度，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，从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，从来没有好过，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。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。历史的规律是，一个坏统治者，一旦被人民赶走，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。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，别人给我的信件，甚至片纸只字，我都保留起来，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，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。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。审讯者硬说，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。他们还没有好意思给我戴上“国民党潜伏特务”的帽子，但已间不容发了。我向他们解释。结果是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。
我百喙莫明。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（摘自《牛棚杂忆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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